2022年9月，作家钟二毛最新长篇小说《有喜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这是钟二毛的第六部长篇小说，作家用轻松诙谐的笔调，讲述了四对不孕不育的夫妻艰难崎岖的“有喜”之路。
2021年5月，《柳叶刀》发表《中国女性生殖、孕产妇、新生儿、儿童和青少年健康特邀重大报告》。报告披露：2007至2020年，中国不孕发病率已从12%升至18%。大约每6对夫妻中就有1对存在生育困难问题。不孕不育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一个复杂的、需要关注的难题。
在小说《有喜》中，大学教授孙安好、企业家钱其内、农民工李丙运和艺术家赵一宫在生殖医学中心的候诊室邂逅，同病相怜又求娃心切的四人组成了“宫内好运”小组，在做试管婴儿的曲折漫长的过程中彼此打气、相互扶持。随着叙事的进展，钟二毛为读者揭开了辅助生殖的面纱，也带我们了解和熟悉了目前国内关于辅助生殖的各项规章制度。
如果每个小说家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笈，钟二毛的擅长就在于“关注现实、关注身边人”。题材一直在生活里，别人不当回事，他“当个宝捡回来”。在当代文学史上，《有喜》首次以文学之光照亮了陷于生育困境的人群。同时，小说还涉及试管婴儿、丁克与伪丁克、失独老人、分娩之痛等社会热点话题，充满强烈的现实观照与浓浓的人间情味。正如著名刑法学专家罗翔所言：“他的写作像啄木鸟，总能敏锐地发现社会问题和人的困境。”
对于钟二毛而言，生育亦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世情冷暖、人间百态，照出生命的复杂和多元。他说：“对于要不了孩子这件事，有人着急上火、千方百计；有人淡然处之、随他去吧；有人觉得生活要圆满，孩子必不可少；有人觉得，孩子只是其中一项。不同的人、不同的选择、不同的结果，既构成了人的复杂性，也构成了世界的丰富性。我相信，每个读者都可以从《有喜》中看到自己……”
南都专访钟二毛
南都：您此前的长篇小说作品《小中产》《小浮世》《完美策划》等都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。小说《有喜》也一样，它讲述了不孕不育群体坎坷的“有喜”之路。您是怎么发现这个题材并被触动的？
钟二毛：我并不觉得这个题材需要发现，题材它就在那里。具体我来说，写它，是我的写作特点使然。
不是说我当过十几年记者，比一般人敏锐，才独家发现了这个话题。而是这个话题一直就在生活中。出门抬头，可以看到公交车上、广告牌上写着类似种种广告；低头看手机，也总能看到类似的报道、数据、统计、故事，等等。
题材就在生活中。只是，每个作家有每个作家的关注点和擅长。有的作家不当回事，我就把它当宝拣回来了。我的关注点和擅长之一，就是关注现实、关注身边人，所谓“接地气”。
2021年5月，国际权威医学杂志《柳叶刀》披露数据：2007至2020年，中国不孕发病率已从12%升至18%。大约每6对夫妻中就有1对存在生育困难问题。涉及人数五千万。除开这五千万，还有老人、七大姑八大姨和一个个庞大的家庭。这太值得写了！
于是，我就开始收集素材。这个素材包括资料信息，也包括有意和别人聊相关话题。
南都：小说里写到大学教授孙安好、成功企业家钱其内、自由职业者赵一宫、农民工李丙运四个不同家庭的“有喜”故事，这样的设计有什么特殊的目的吗？
钟二毛：四个家庭，四个阶层。四个阶层覆盖全社会。这是有意而为之。这样的设计让故事更具普遍性。
不同阶层对于“要孩子”这件事，确实有一些差别。农民工可能会觉得人生要圆满，孩子必不可少。到了知识分子这里，可能会觉得孩子是其中的一个选项而已。大老板这里，可能就认为，要孩子是结果，过程不重要，只要能有自己的孩子就行，于是会做购买女性卵子、找人代孕这类违法违规行为。之所以有这些区别，跟他们的教育背景、认知、经济状况有关。但我并不希望以上价值观脸谱化，似乎一谈到农民工就必须传宗接代、不停地生娃；一谈到老板，就是买卵子、找人代孕。这太不负责任了。有人吃肉不胖，有人喝水长肉。个体有复杂性，现实生活中肯定也不全是这样的。所以，小说里，我没有刻意地写他们的价值观有多么地截然不同。相反，小说里，他们虽然层次不同，但依旧坐在一起吃饭、平等地探讨问题，甚至互相帮忙。
南都：《有喜》里涉及试管婴儿的原理和技术程序有许多类似于“科普”的内容，连移植后的一超二超各种检查、用药，孕妇的生理反应等等，都写得十分清楚准确。在生殖医学中心就诊的场面，也充满了细节上的真实。您在写小说之前做过哪些相关调研？是否到生殖医学中心去走访过？
钟二毛：不但调研、走访，而且来来回回。这是作家写作的基本功课。但是也没必要把所谓的调研、走访看得那么神秘、难。这些信息、故事无处不在，只要你有心。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很多生孩子困难的夫妻，他们可能是你的同事、同学、朋友、亲戚。你之所以不知道，是因为你不想知道。
南都：小说里有一段这样的情节：李丙运的妻子因为婆婆和丈夫不同意剖腹产，差点疼到跳楼，所幸被碰巧在场的孙安好救下。这让我想起了2017年轰动一时的榆林产妇跳楼新闻，当时这件事让许多人首次正视生产之痛。在小说里运用这样广为人知的新闻情节，怎样才能使它既源于生活又区别于生活，具有文学作品的质地和陌生性？换句话说，您认为小说家应该如何使用新闻素材？
钟二毛：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。真实故事、新闻、案件，是小说、电影的灵感或者素材来源，这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创作规律。无论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，还是刚开始学习写作的人。
如果使用好这些人人共知的素材？新闻只负责客观交代事件来龙去脉，小说可以刻画不同人的复杂的、多变的内心世界，甚至可以设计新闻里无法呈现、甚至无能呈现的人物、事件。这是所谓的“新闻是线，小说是面”。新闻结束了，我们经常会说：“那后来呢？”小说就重点负责讲“后来发生的事”。
作家钟二毛
南都：《有喜》的最后提到一个四位失独老人起诉医院夺回冷冻胚胎的案件，在真实世界里有类似的案例吗？您是否做过相关调查？
钟二毛：“四位失独老人起诉医院夺回冷冻胚胎”，是发生在江苏宜兴的真实案例。起诉时间是2013年。一审，宜兴法院认为“受精胚胎为具有发展为生命的潜能、含有未来生命特征的特殊之物，不能像一般之物一样任意转让或继承，故其不能成为继承的标的”，并驳回了老人的诉讼请求。无锡市中级法院二审时，法庭充分考虑了伦理和情感因素，认为去世夫妇遗留下来的胚胎是“双方家族血脉的唯一载体，承载着哀思寄托、精神慰藉、情感抚慰等人格利益”。因此，胚胎由双方父母监管和处置，既合乎人伦，又可减轻其丧失子女之痛楚。
四个老人去老挝找人代孕，也是真实故事。当时的老挝，还没有出台商业代孕禁令。
代孕，在中国是违法的。如何看待代孕，或者说是否可以开一些特殊的绿色通道，一直是各路专家争论的话题。这个问题很复杂，涉及到国情、伦理、法律等。就我个人而言，对于无锡市中级法院对“四位失独老人起诉医院夺回冷冻胚胎”一案的审理，是感到欣慰的。
南都：如今，丁克一族和有娃一族似乎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类。您身边有“丁克”或者“伪丁克”的朋友吗，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？您是否有意愿写一写他们的故事？
钟二毛：“丁克”也好，“伪丁克”也罢，拼命想要孩子也罢，都是每个人的选择。甚至，我们要允许他们反悔、角色切换。今天是“丁克”，过不久想生娃，或者一开始是“伪丁克”后来变成“丁克”，都是可以的，不需要不好意思。
目前，我还没想到要观察“丁克”一族，也尚未做好写一部关于“丁克”的长篇小说的准备。但我想，“丁克”一族得到的快乐一定很多，但同时烦恼肯定也不少。人生就是喜忧参半，谁都一样。
南都：您的小说一向节奏快、接地气，读起来畅快淋漓、引人入胜。您在写作的时候，是否会考虑读者接受度的问题？您在小说语言的使用上是否有自己的讲究？
钟二毛：说没一点考虑，肯定是骗人的。小说写出来后，投稿发表、出版、线上线下上架、读者掏钱、阅读、评价，包括影视化，它经历的每个环节都自带商业属性。在你自己的能力范围内，让作品尽可能多一点亮点，比如题材、类型、语言、情节推进的节奏和波折的设计，等等。一个没有一丝亮点的长篇小说，杂志社、出版社、渠道、影视公司会发表或者跟你合作吗？除非你自费。
但是，你说写一部小说，完全是为了迎合市场和读者，那也是伪命题。你有想法，会没办法。首先，市场如何、读者是谁、喜欢什么，你不一定准确知道，何况它们还是动态变化中的；其次，即使你拿到了所谓的大数据，也不是所有题材你都能写。世界各地有无数美食，你是知道的；同时你也知道，不是每种美食你都吃得习惯、吃得津津有味。这都是常识。
在写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里，我的小说语言一向是轻盈、风趣、幽默，读者的阅读体验尽可能实现轻松、无障碍。这也是有意而为之。你想吧，现实一般都很沉重，长篇小说再短也有十几万字，如果你的语言沉重、各种装，情节又啰嗦、各种拖沓，你把读者当情敌啊！
南都：您做了很多年的记者和警察，这两种从业经历给您的写作带来了哪些影响？
钟二毛：有一些影响，但影响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么大。是的，当警察、做记者，加起来接近二十年，阅人无数，但这种“阅人”是很浅的。这种很浅的“阅人”对于写作来说，基本无效。写作要“阅人”更要“阅心”。“阅心”就是要探察一个人的内心世界。职业决定不了作品。决定作品的，还是你的用心、付出、思考、观察、积累，等等。
南都：请谈谈接下来的写作计划。
钟二毛：人到中年，很多东西都想写出来。我有一个比较庞大的写作计划。有现实题材，有历史题材；有长篇小说，也有中短篇小说。暂且讲讲最近快完成的作品吧。我最近在写一个主题为“中产家庭故事”的短篇小说集。这个小说集，也接地气，但相对《有喜》来说，会所谓的“纯文学”一些，气质更“内向”一些，它是我特别看重的一部作品。
南都记者 黄茜